關注教育、重視教育的風氣由來已久。特別是當今社會“崇尚個人成功”，更讓人們對教育投入了前所未有的關切。
如何培養一個成功的孩子？
以史為鑒，可知興替。回顧歷史，可以讓我們了解到一代代普遍認可的成功典范。比如：發明地震儀的張衡、發現圓周率的祖沖之、寫下《史記》的司馬遷……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過去把治國、平天下，包括用一己之長服務天下、不求回報的人才稱為通才。通才要靠讀書培養，靠讀書造就。
即使像張衡、祖沖之這些在歷史上舉足輕重的科學家，都是早年的貪書、好學之輩，文學造詣深厚，只是他們的科學成就蓋過了文學成就。
近代史上我們一提到科技界的大家，幾乎無一例外是外國人，像瓦特、愛因斯坦、愛迪生、牛頓等，他們也是享有“書蟲”之譽的嗜書之流，他們的科學成就同樣蓋過了文學成就。
中國近代史科技凋零的主要原因是：傳統文化的斷代。真正早讀書、愛讀書的人越來越少。由此，不僅導致了發明專才成了稀有人才，治國、平天下的通才更是罕見。
自古以來，漢族人自治的意識就非常強。當滿族努爾哈赤后輩一舉攻下中原河山，漢人的江山“流落”到滿人之手，漢人如遭“殺父之仇”，“奇恥大辱”不共戴天。
從歷史的故紙堆可以發現，當時反清復明的義旗此起彼落，漢人中的精英們“飽食終日，無所事事”，普遍采取罷學、罷教的消極態度，去應對“異族”犯政。
由此帶來的可怕狀況是中國的主流文化在民間的傳續漸行漸弱，直至“五四”白話風波，更在觀念上蠶食中華文化傳承的堡壘，傷筋動骨。
雖然不及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但所受打擊已使元氣大傷。加上八國聯軍的侵略與后來的日寇來犯、連綿不斷的內戰烽火，使本來的“貧病”再次雪上加霜。
新中國誕生百廢待興，尚未顧及漢學承繼大業，又一場文革風波，使漢學之體險些病入膏肓。
“幾乎全世界的方言都是在靠孩子傳承。在外國人心目中，漢語言就似一個大方言，無疑這一‘方言’也得靠孩子傳承。
孩子的‘方言’是成人給予的，如果成人掌握的‘方言’有限，孩子得到的也非常可憐。”
這一段表述，不僅告訴我們中華文化是靠孩子去傳承，而且告訴我們應該怎樣傳承，它應成為家庭教育的“指南針”。
“科學大師輩出之日，必定是文學大師多產之時。”很多的科學巨人，也是文學巨匠。他們的文學修養和科學素養都來自于早讀書、愛讀書，都因為人文修養的積累而鑄就成科技界的雄才。
越小的孩子越喜歡用耳朵“讀”（聽）書。蒙養文化稱孩子用耳朵“讀”書為被動閱讀，用眼睛讀書為自主閱讀。被動閱讀量積累得越多，自主閱讀來得越快、越早。
自主讀書雖然需要足夠多的文字印刻，但只要語言印刻得充分，文字印刻很容易實現。語言印刻是早教最重要的環節。
當然，即使孩子已具備了自讀書的能力，父母還要為孩子用耳朵“讀”書提供幫助，并需長期堅持。
一個教育方法是否有效，幾年甚至幾十年后才能有結論，加上社會上五花八門的教育機構，各種夸大其辭的教育理念，他們指導培養出來的孩子并沒有什么突出之處，進一步驗證了上述想法。
為此，蒙養文化提出“讓每個寶寶早讀書、愛讀書”教育目標，“早讀書”雖然是很多人潛意識中的希望甚至渴望，但早讀書究竟好在哪里，卻難以說出個所以然。
更有甚者，認為引導孩子早讀書是透支孩子的智慧能力，助長孩子將來怕學習或畏懼學習的“歪風邪氣”。
可是，看看我們周圍的青少年，并沒有幾人在嬰幼兒期大量讀書，他們后來在學業上大有成就的究竟又有幾人？
蒙養文化提出的“過耳不忘”的理念，已有不少父母成功栽培了“過耳不忘”的孩子，要想明白“過耳不忘”的大腦機理，先要明白“印刻”二字及其重要性。
什么叫印刻？
印刻就是深度的、終身不忘的記憶。在孩子最早掌握的已經得到印刻的詞匯中，“爸爸”、“媽媽”和他自己的名字，皆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
每個孩子對這些“詞語”記得都很牢，而且樂意說。如果孩子像印刻“爸爸”、“媽媽”和他的名字那樣，印刻了組成漢語言的大多數漢字的字音與詞語讀音，即可為“過耳不忘”提供源頭活水。
回顧孩子印刻“爸爸”、“媽媽”及他名字的過程，即可找到讓孩子印刻其他文字或詞語的途徑。其實，“爸爸”、“媽媽”以及孩子的名字沒有幾個父母會刻意地去教，這種不教之教就是印刻的最佳途徑，也是早教的最高境界。
“三歲看大，七歲看老”，某種程度上就是說明三七之齡是孩子印刻語音的關鍵期和閱讀的關鍵期。
孩子印刻了數千個字（詞語）音，父母給予的每句話中每個字（或大多）的字音孩子都很熟，里應外合、內外共鳴，大腦便構建了快速吸收語言的機制。
自主閱讀中的“一目十行”的快速閱讀，也應是由早期大量的語音印刻帶來的。
孩子從一出生聽父母講過的故事，到三五歲甚至上小學時還要求父母再講給他聽。印刻，是孩子大腦成長的需要。有人把為孩子印刻語言稱為“扶貧助學”。
扶貧，孩子大腦本沒有語言信息，可謂貧窮，亟需父母扶持、補充，助學，幫助孩子形成強大的學習能力。
過耳不忘直至過目不忘，就是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是非凡學習能力的顯著表現，值得每位父母關注和重視。
